服官之际,他那位识字不多却深有识人之明的老祖父送给他这样的临别赠言:“尔的才是好的,尔的官是做不尽的,尔若不傲,更好全了。”
老祖父的一句箴言当然不足以扫平他身上的处处锋芒。
在北京的最初几年,“高已卑人”,“凡事见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”这最常见的人性缺陷在他身上体现得很明显,他接人待物,不周到之处甚多。他的几个至交都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他的“傲慢”。
他的好朋友陈源兖就告诉他:“第一要戒‘慢’字,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。”“又言我处事患不精明,患太刻薄,须步步留心。”第二个是“自是”,听不进不同意见,“谓看诗文多执己见也”。
因为修养不佳,脾气火爆,曾国藩到北京头几年与朋友打过两次大架。第一次是与同乡、刑部主事郑小珊因一言不合,恶言相向,“肆口谩骂,忿戾不顾,几于忘身及亲”。另一次是同年兼同乡金藻因小故口角,“大发忿不可遏,……虽经友人理谕,犹复肆口谩骂,比时绝无忌惮”。这几句描写形象地描绘了曾国藩性格中暴烈冲动的一面。
普通人在社交中最容易犯的错误是言不由衷,语涉虚伪。比如在社交场合常顺情说好话,习惯给人戴高帽子。比如自矜自夸,不懂装懂,显摆自己,夸夸其谈。人性中这些常态在曾国藩身上一样存在,甚至更突出。畏友邵懿辰指出他的第三个缺点就是“伪,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。”
在曾国藩日记中,他多次反省自己的这个缺点。比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四,朋友黎吉云来拜访,“示以近作诗。赞叹有不由衷语,谈诗妄作深语”。赞叹之辞并非发自内心。而且聊着聊着,自己就故意显摆高深,夸夸其谈起来。这样的记载数不胜数。
席间,面谀人,有要誉的意思,语多谐谑,便涉轻佻,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也。
对于一般人来说,这是无伤大雅的社交习态,如同喝汤时不小心会出声一样,几乎人人不能避免。但对于圣人之徒来说,却是相当严重的问题。因为儒家认为,修身之本在于“诚”。对自己真诚,对别人真诚,一是一,二是二,一丝不苟,才能使自己纯粹坚定。适当的“善意谎言”是社交不必不可少的润滑剂,但当言不由衷成为习惯时,“浮伪”也就随之而生,人的面目也就因此变得庸俗可憎。
三十岁是曾国藩一生最重要的分水岭。
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,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,一个中人,通过“陶冶变化”,可以成为超人。
换句话说,如果一个人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,他的本领可以增长十倍,见识可以高明十倍,心胸可以扩展十倍,气质可以纯净十倍。愚钝之人,通过自我磨砺,也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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