斐尔到达釜山后,釜山府使拒绝接受美国书函,薛斐尔无奈重返日本。
通过其他渠道仍无所得之后,薛斐尔开始怀疑是否过高地估计了日本对朝鲜的影响,并对日本的真诚发生了怀疑。
薛斐尔随即走访了中国驻长崎领事馆,要求华国协助。
李鸿章,为打破日美勾结共谋朝鲜的态势,牵制日本在朝鲜的扩张,遂致函邀薛斐尔访问。
以李鸿章为首的官僚,曾经一直梦想着“联东方形势”。
李鸿章看到了日本的野心,认为来自东方的侵略远较西方的侵略更为可怖。
因为西方国家这时的兴趣与野心,并不象日本那样集中于领土的侵略。
此时,华国的的对朝方略,在自利主义支配下,由“息事宁人”演变为“以夷制夷”,即劝说朝鲜与西方各国订约通商,以欧美列强牵制日本,达到既不使日本独吞,又把朝鲜问题国际化,使朝鲜作为保护清王朝的战略缓冲区。
李鸿章不断密函朝鲜统治层中的有势力人物,劝说他们接受“以夷制夷”之策。
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,李鸿与薛斐尔会见。
最后,李鸿章答应派信使带一封相当起作用的信,帮薛斐尔进入朝鲜。
但是由于当时美国政府仍坚持通过日本与朝鲜定约,薛斐尔不得不返回美国,准备说服政府改换渠道。
就在薛斐尔离开远东返回美国前后,李朝政府的外交政策开始发生变化,已经决定与美国订约。
迫使朝鲜转变对西方国家政策的基本动力,是日本对朝鲜压力的加强,李鸿章的劝说,以及朝鲜逐渐沦为日本独占势力范围,所引起的对朝鲜社会生活的巨大震动。
从江华条约缔结,朝鲜的对外贸易一直把持在日本手中,由日本商人输入到朝鲜的商品急剧增加。
他们利用无关税贸易、日本国货币在朝鲜开放港内自由流通等特权,迅速地控制了朝鲜的金融,日本第一银行在釜山设立了分行,在元山、仁川、汉城、木浦、南浦和群山设立了支行与办事处;日本第十八银行在釜山和元山设立了支行。
通商口岸开放前,在1875年度的朝日贸易额中,朝鲜对日本的出口额为73450元,来自日本的进口额为45271元,进出口总额为118721元。
在通商口岸开放后,朝日贸易领急剧增长,朝鲜对日本的出口额为806000元,来自日本的进口额为1148000元,进出口总额为1954000元。
这就是说,贸易总额约增长了约26倍,尤其是朝鲜进口商品总额增长了约26倍。
“这样,今天我还有些事情,改日再谈这个问题吧。”李鸿章果断的采取了拒绝接触的态度,感觉很舒服。他从来没有发现,外交是这么舒服的事情。
森有礼气的七窍冒烟,却一点办法也没有,李鸿章是华国的外交大臣,这里是长崎,他能怎么样?
关键是日本打不动长崎,华军驻扎了整整一个旅,这是最关键的。
一万多华军第一野战师的精锐,防御没有任何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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