举止，与在杨广面前的表现那真是天上人间啊。举个例子吧。

　　这个事件姑且称之为李世民版的“钓鱼执法”说李世民为试探官吏清浊，曾让人给他们送贿物，“司门令史果受绢一匹。李世民大怒，要杀掉这名官员。裴矩说：官吏接受贿赂，处死本来应当。

　　不过陛下是钓鱼执法，不符合用道德来教育人的情理。李世民听了很高兴，在朝臣面前大大地表扬了裴矩同学的直谏精神。大臣敢于直谏，是唐太宗统治时期官场的一个潮流。

　　否则，如果太宗是隋炀帝杨广同志，那裴矩绝不会冒此风险。这说明裴矩在工作中善于变通，不是一味蛮干。既遵守原则，同时又根据形势发展调整自己的工作方法和策略，把灵活性和原则性完美结合。但司马光老先生就不这么认为了。

　　治通鉴》中司马光对裴矩在隋唐两朝的变化发表过见解，他认为：“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”。

　　是说裴矩这小子见风使舵，在大隋是个谄媚的佞臣，直到大唐才变成了忠臣。这小子阳奉阴违，人品有问题。司马光老先生我们哪敢不尊敬？但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不敢苟同。首先对人进行道德审判我觉不妥。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当然司马老先生的用意是好的。

　　他想通过批评裴矩的行为告诫后来者要向更优秀的标杆学习，成为封建礼教的铁杆粉丝和忠实拥趸。但如果我们能站在人性的角度考虑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函数，裴矩也不例外。一定要裴矩跟炀帝死磕？

　　难道真要看到裴同学被砍头甚至抄家灭门大家才甘心？才是皆大欢喜？才是王途正道？

　　杨广的身死国灭有更深层次的政治背景和时代局限，不能简简单单归结为大臣不能直谏守节。反过来即使裴矩真的直谏而亡，意义又有多大？

　　我看仅仅在被屠杀大臣名单上徒增一串人名而已。除此之外，有何意义？作为个体，我赞赏裴矩的行为。

　　不盲从、不跟风、有原则、有底线。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为这位官场牛人叫好！(未完待续。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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