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二○二月二十四日,我们在慕尼黑的霍夫布雷好士地堂(Hofbausfestaal)刚在开第一届大会,就在筹备第二届的大会了。
在过去我们不敢有什么妄想在慕尼黑一类的城市之中,每月或是每地周开会一次,现在则决定每举行大会一次了。
在那个时候,我们国社党的党员大家都差不多把这会看作很有一些神圣的意义。
每一次开会,济济一堂,到会的有增无减,而且听众对之一天注意一天。
每次的议程,大都是先论“战争的罪恶”问题(这个问题当时候还没有人注意到,)接着是讨论和平条约;在这个时候,慷慨激昂的演说,十分的适用,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。
假使在当时召集一个民众大会,参加的都是困苦的无产阶级,并不是麻木不仁的小资产阶级,一同来讨论凡尔赛条约,那么这个民众大会,不只是向共和国进攻,即使不被人认识为复辟思想,至少也必定被当作反思想的表现。
当我们把凡尔赛条约加以批评的时候,群众每有起来辩沦的,说“那么布勒斯。
里多佛斯克(Brest—Lirovosk)条约又怎样呢?“群众叫嚣不已,扰攘,一直到他们力竭声嘶,或是发言人晓得他们不能加以理喻而休止时为止。
唉!像这样的国民真是叫人失望!他们不知道,凡尔赛条约是我国莫大的奇辱,不知道这种和约,是地我民族的一种横暴的侵袭。
马克思党破坏工作,敌人的毒害宣传,处处地方使民众对于事理完全失掉了理智。
但是我们不必去怨天尤人,因为对方的罪恶大到不可限量。
但是,我国的小资产阶级,在当时对这狂澜是否来出力维持的?或者曾动用他们的智谋去启导了真理?然而他们并不如此。
我自己知道得十分明白,但是为初期的运动着想。战祸里的责任问题。就是该去依循了历史上的事实来解决的。
当强有力的敌人。动用了他们诿惑的手段,去欺骗着群众,使群众大家怀有狂妄的主张,和荒谬的态度的时候,那么,一种尚未发这的新运动,自然易于受欺,随附和而就和他们为伍了。尤其是当一个新运动认为群众之狂妄的主化有几点(即使完全是虚幻的)宜于采取这种行支时为更甚。
上述的情形,我碰到的已经不止一次,当时要用了极在的力量去防备卷入漩涡之中。
最后一次,就是当时我国的可恶的报纸,他们竟不顾日耳曼民族的生存,对于南的罗尔(SouthTyrol)问题竟张大其辞,说日耳曼民族将因此而受到严重的影响。
有许多所谓“民族主义”的人物、政党和协会行等,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,应该怎样做,只是他们怕犹太人所激起的公愤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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