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末,我加归慕尼黑从亲自再进我那一团的后备队。
但是,该队被“军人会议”(SoldiersCouncral)所把持着。
我对这一点深为不满,所以决意立刻脱离。我和战争时的一位忠实同志史密特。
爱仑斯特(SchmiedtErnst)同赴特老恩斯坦因(Traustin)去居住,在那里一直至军队解散。
一九一九年三月,我们再回慕尼黑。
在当时的情况,实在不大好,革命扩大而已有不可遏止的情势。
爱士诺(Eisner)的死,恰好是加快了这一个情势的进展。最后竟造成了由会议操纵的形势,这或者可称之为犹太人过渡期间的统治更为洽当些,这便是首倡革命者的最初目的,在这期间,我的脑海中的计划有了不少。
当新革命在进行的时候,我最初的行动引起了中央会议(CentralCouncil)对我发生恶感,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清晨。我差一点儿就遭被捕,那三位逮捕我的青年,当我举枪相向的时候。他们的勇气顿失,惊惶一循着旧路而走了。
在慕尼黑解严以后和天,我便奉命出于委员会,调查第二步团革命事主的经过,这是我参加近乎纯粹政治的第一次。
过了几星期之后,我又奉命出席为国防边军官佐而设的特别班。
该班的根本目的,就是在授军人以一定的主义,使他们去指导一国国民的思想,这特别班对于我个人的价值,便是使我因此认识和我思想相同的一部分同志,我们可互相畅论当时的局势。
我们都确信德国的崩溃,已经迫在眉睫,他们十一月的罪犯,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,实在不能救了德国的危亡。
就是所谓“资产阶级国民党”,虽然他们的用意很好,但也补救了既成的创伤。
我们中有少数的人便就讨论新党的组织了,我们所持的根本原则,和后来所实现的德国工人党(GermanWorkersParty)的原则相同。
这一个新运动的名称。一开始便就表示了深入民间的可能性;因为如果缺乏了这个特质,那全部的工作,似乎都没有什么意义徒然多了一举了。
因此,我们便决计定名为“社会革命党”(SocialRevolutionary)因为这颗新建设的社会观念,实在是含有革命意义的缘故。
再者,尚有着一层场更深的理由。我在早年,便致力于经济问题的研究,这使对于社会问题发生的思想多所限制。
这研究的范围,等到后来我研究了德国的联盟政策始行扩大,德国所以采取这种联盟政策的缘故,大半由于把国内的经济估计错误,以及对于将来德国食物供给基本原则不明白所致的。
这种理想,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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