,后受尽酷刑惨死狱中;其余东林党人如左光斗、魏大中等也因反对魏氏专权而被下狱折磨致死。
至此,“东林党”势力大为受挫,“阉党”遍布朝廷,直到崇祯时,才被“圣君”一招“斩首战术”给消灭掉——顺便圣君也把自己消灭了。
纵观宋、明两朝的党争,前者多为纯政见之争,如变法派和保守派,且斗争结果仅止于罢相、去官(远离中枢)。
而后者多以官员籍贯划分派别,同乡之间相互抱团,对于非本派者必加以打压、排挤,发展到后来变成“为了争而争”,事事都要攻讦一番,而且相争的结果可谓惨烈:失败者很多都被处以极刑,死于非命。
高务实曾经思考过造成这两种不同局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?
他觉得,或许在于两朝的立国之本并不相同。
宋朝堪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朝代,宋太祖赵匡胤曾立下“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”的誓言并刻于碑上。因此,宋代对知识分子(士大夫)极其宽容,只要不是罪大恶极,引起全国上下的公愤,那便不会被施以刑罚。
即便是与君主相争,往往也没有性命之虞,最多就是外放到地方,远离朝政罢了。这点从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境遇上体现得最为典型。
大明就不同了。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民,对了于吏治的腐败有切身体会。立国后,更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,对官员要求极为严苛,稍有贪腐行径就会被处以极刑。
但偏偏在对待大臣的问题上,他和他的儿子朱棣又为后世做了很不好的示范:朱元璋在处理胡惟庸、蓝玉两位功臣的案子上,光是受牵连而被杀的官员就达到四万余人;
朱棣也不遑多让,在方孝孺一案上更是做出了“诛十族”的壮举,连方孝孺的门生、朋友都没有放过。因为方孝孺一人,导致前后共有八百多人被杀。
由是,明代的党争几乎都以人身消灭为结局,失败者往往连性命都保不住。
如果说这还只是开国皇帝所作所为形成的“祖制”惯性,那么实际的社会根源也是有的。
这个社会根源的关键点,就在于长江流域的开发。
北宋时,江南的开发已有规模,经济、文化水平较高,但黄河流域也并未衰落,且由于国都在开封,所以整个南北方的发展比较均衡。
这点从北宋一朝名臣的籍贯上可见一斑:范仲淹为苏州人,王安石为江西临川人,寇准为陕西渭南人,韩琦为河南安阳人。
但到了明代,长江中下游流域已经开发得很成熟,经济和文化水平都盖过了北方;加之南京是开国时的首都,故其政治、文化中心的地位一直不坠。
自此就导致了一个结果,“金榜题名”者大多来自于这个区域,以至于皇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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